攀登雪宝顶雪山

(一)

雪宝顶雪山,海拔 5588米,岷山主峰,四川省藏族自治州松潘县内(东经103.8度、北纬32.7度),地处无人区,以山势险峻﹑多滚石塌方而著称。冬季雪线海拔4600米,夏季雪线海拔5100米。海拔4200米——5100米山体风化严重,为滚石塌方地段。雪线以上常年被冰雪覆盖,为三面体,程金字塔型,坡面陡滑,只有东南坡面较缓(平均坡度为40°),在海拔5000米的山脊上有一处深15米的对立岩壁——骆驼背是通往顶峰的险关。1986年中日联合登山队首次登顶成功。雪宝顶雪山周围多高原湖泊,风光壮丽﹑秀美,是当地藏族人民的神山。气候潮湿多雨,登山季节为7-10月,以秋季为最佳。(资料来源:1986年中日联合攀登雪宝顶报告书(日文)、中国雪山图册、北京民间登山组织雪鸟社)

1997年8、9月,陈颜刘雪鹏开始研究组队登雪山,组建队伍,搜集资料,置办装备和进行训练,确定山址:雪宝顶雪山

1998年6月, 确定队员:陈颜 刘雪鹏 张学成 孙艳(女)景晨 周唯 扎西多杰

1998年7月7日~13日,采购登山、运输、生活用品和药品,逐一进行分类、登记、检查,并重新包装。这几天格外紧张和繁忙,大家的情绪十分高涨,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按部就班的进行着,陈颜不断提醒大家要谨慎和小心,因为任何一点差错都有可能把我们断送在荒芜人烟的雪域高原。

在近一年的准备过程中,最头疼的事情是购买冰雪器材。由于没有赞助,只能自费爬雪山。一把普通冰镐就上千元人民币,我们几个穷学生是无论如何也负担不起的。最初,大家商量自己做,费了半天劲也没搞成。只好另想办法,东奔西跑,一直到1998年6月才从雪鸟社借来两套旧冰镐和冰爪,据说还是50、60年代中国登山队使用过的器材。这次活动共7人参加,至少需要5套冰雪器材,两套“出土文物”远远不够。眼看出发日期一天天临近,大家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。出发的前几天,陈颜去中国登协办理登山手续,向他们讲述了我们的困难,请求帮助。登协的同志很支持,决定以很低的价格处理给我们一批旧器材。所谓旧器材,就是用过几次的专业名牌冰镐,这真是天上掉馅饼,我们这些毛头小子终于可以在世界名牌的武装下去登雪山了。

1998年7月14日,5:30时,我和 张学成、孙艳、景晨由学校出发。天气阴冷。大家有些激动。毕竟和以往不同,这次是去登雪山。  7时,我们与扎西多杰、周唯在北京西站会合。周唯和多杰父母都来。走之前,多杰怕家人阻拦,邀请我去他家里做做他父亲工作,我一直未能抽出时间。现在看来他的家人还是很支持他的。

为了省钱,我们设法托人买了学生半价车票。按铁路规定我们持这种票是无法进站的。恰好孙燕的舅舅在北京西站工作,答应把我们带进去。到了车站,孙燕突然对我说她已不记得舅舅模样了。我一时也没了主意,怕真上不了车。正在着急,孙燕的舅舅找到了我们。他是凭借装束认出我们的。

8时,火车准时开出。我们乘坐的车厢都是暑假回家探亲的学生,轻年人聚在一起,整个车厢充满了生气。有北大、清华、科大、师大等等……我们一行六人最引人注意,人们经过我们的坐位时,总要盯着大托袋上“北工大登山队”的黑字看上几眼。原以为两个大托袋会成为累赘,没想到刚好放在座位中间,将硬坐变成了卧铺。

1998年7月15日,17时到达成都火车站(火车晚点1个小时)(在火车上开会落实了在成都采购的每一项细节)。

18时到达成都西门汽车站(乘公共汽车,车费6元)

18:30时住进西门汽车站对面的旅馆(6人包了两个三人间,费用12元/人/天,共144元)(当晚在旅馆洗澡吃饭,落实第二天的采购和分工:张学成、周唯、孙艳、景晨负责采购,陈颜、扎西多杰去成都火车站接刘雪鹏,并去四川体育总会办理进山证明)

 

1998年7月16日

7时~19时成都采购食品和燃料,由于连日紧张的工作和高温,部分队员体力急剧下降,张学成和景晨中暑,张学成最为严重,患感冒,发低烧,大家都很着急,经商量,决定第二天早上视张学成的身体情况再做打算,由于张学成病倒,只好让刘雪鹏和扎西多杰去买腊肉,由于没有找到地方,他们空手而回,也没有向队里通报,直到晚上打包时才发现没有腊肉,补救已来不及。原来预计买12天的食品,腊肉17斤,平均每天1.5斤,是主要的食品,出现这样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,刘雪鹏是老队员,来到成都后不主动了解计划和情况,自行其事,弄不好将会打乱整个计划。(原来打算在大本营使用酒精燃料,经雪鸟社建议,改用煤油和煤油炉,后来证明这是正确的)

 

1998年7月16日21时~7月17日3时进行检查和打包,食品共打了六个大纸箱。

成都是四川省会,交通便利、物美价廉、食宿方便,不仅是理想的物资采购站,也是中转休整的好地方。在北京紧张的准备和一路奔波,队员十分疲惫,急需休整,尤其个别队员出现了发烧和中暑等病症。由于缺少经验和急于进山,领队忽略了这一点,在后来的登山过程中造成了主力队员减员,是一个惨痛的教训。

 

(二)

 

1998年7月17日,清晨起来,学成已经不发烧了,大家决定上路。

6时,在成都西门汽车站乘上去松潘长途汽车(车费30元/人),沿岷江而上。岷江,因发源于岷山山脉而得名,流经四川盆地汇入长江,千百年来浇灌着肥沃的天府之国,养育着巴蜀人民,著名的都江堰就建在它的中游。岷江水流汹涌湍急,两岸山势险峻陡峭。透过车窗能隐约看到掩映在远处的土家族寨子。土家族的房子很有特点:都是用当地的石片垒成的平顶房,和象烟筒一样的高高的了望塔,用来了解敌情。经过一个不知名的小镇,岷江突然温和了起来,奔腾的江水变成了一串安静的小湖。听司机讲,30时年代,这里发生过特大地震,山体被震塌,阻塞了江道。这些小湖就是地震留下的痕迹。

12时,在一个路边小饭馆吃饭,一人一碗牛肉面。

15时,到达岷江口,这是一个土、回族混居的小镇子,十几户人家。能买到牦牛肉、粮食和日常生活用品,是进山前的最后一个补给站。

15:15时,租了一辆农用车沿着一条湍急的支流去麻风村(车费150元)。我们进入了藏族人的居驻地,这是一个冰川融水冲击出来的狭长河谷,两岸都是茂密的原始森林,山高路窄,很不好走,只能走小型越野车。中途,路过一个藏族寨子,很美。过了寨子,看到了雪宝顶雪山,象金字塔一样,影在蓝天中,雄伟壮丽。大家很激动,停车拍照。

太阳落山时,山风很冷,学成没有及时穿上防风衣,感冒复发,头晕得很厉害,有些发烧,休息一会儿后,坚持和大家到达麻风村。

这里的海拔已经3000米左右,由于路不好走,经常下来推车,感到有些头重脚轻、呼吸困难——高山反应。

这里的山很陡,到处都覆盖着茂密的原始森林。一路上经常遇到伐木工人,手拿电锯,站成一排,从山下到山顶一直伐上去,象剃头一般,剃完一座又剃另一座,一棵树都不留。这里是岷江的发源地,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,再往上是海拔4000米高原草甸,树木无发生长,这里的乱砍乱伐,说明岷江流域的生态资源已经被破坏待尽。

20时,到达麻风村,立即扎营,做饭,大家吃的方便面(由于没有买到腊肉,考虑到一天大家都没吃好,进山途中陈颜花了20元向伐木工人买了2斤鲜牦牛肉,并让人切碎,由于道路颠簸,牦牛肉撒了一地,陈颜一一捡起,用清水洗净,煮在方便面里)。刘雪鹏以不合自己口味,将方便面倒掉,从食品箱中另取食物吃,这是违反纪律的,食品运到高原很不容易,且很有限,一开始就任意挥霍,加速食品的消耗,遇到天气不好,食品不足,会导致整个登山失败。(这应当成为一条纪律:食品应当有管理条例——私人不得随意取用,个人口味要提前申报)

21时,多杰与向导谈好:雇佣2个向导、4匹马运费30元/匹/天;营地等候10元/匹/天。

 

1998年7月18日,大家起得都很晚,上午11点才出发。一是大家昨天太累,二是学成感冒还没好。4匹马全用来托行李。大家跟在马后走。刘雪鹏和多杰身体较好,没有高山反应,帮着向导牵马。由于高山反应,剩下的人走得很慢,队伍拉得很长。

下午6点到达海拔4200米的大本营,雪宝顶雪山就在眼前。每个人都很累,除了刘雪鹏外,其他人都有不同程度的高山反应——呼吸困难、浑身无力、头痛欲裂。学成、孙艳高山反应最为严重,一到营地就钻进了帐篷,一天没吃任何东西。陈颜、扎西多杰、周唯为大家做饭,收拾物资。吃晚饭已是21点了,下起了小雨,三人又急忙将物资遮盖好。等他们钻进帐篷已经没有一点力气了。(个别身体好的队员到达营地后就钻了帐篷,不做任何事情。在条件艰苦的时候,大家应该齐心协力,平均支配体力,这应当成为登山队今后的一条纪律。)

潮湿、寒冷,连日的奔波和严重的高山反应,使高原上的第一个夜如同噩梦一般。

 

1998年 7月19日

由于高山反应严重,决定休整一天。

早晨起来,天气晴好。除刘雪鹏外,其他人都有严重的高山反应,一动就吐。大家坐在帐篷外晒太阳、聊天,努力克服高山反应。中午,学成和孙艳的身体情况仍然很糟——头晕、吃不下东西,决定他俩随向导下撤回麻风村。午后,刘雪鹏和周唯(体力已恢复)去找水晶石。其他人在帐篷里睡觉。由于无人看管,向导留下的两匹马差点牦牛群带走。幸好被陈颜及时发现追回,不然后果严重——马匹是向导的生命。(营地应设人值班看管,不得私自外出游玩。)

麻风村是登山队最后的休整站,应当在那里休整两天,使队员体力得到恢复。大家都是初次上高原,连日的奔波和辛劳,体力已达到极限,不做任何休整,仅用两天的时间,就从海拔几百米的成都爬升到海拔4200米的营地,必然造成严重减员。这是应当汲取的教训。

 

 

(三)

 

1998年7月20日,陈颜、刘雪鹏和周唯早上9时出发,准备登顶。多杰和景辰一起留守营地。陈颜仍有高山反应。天气多雾,时有小雨。从营地到山上都是碎石,很难走。再加上体力不支,走得很慢。下午4时才到达海拔4600米处。只好将器材留在山上,6时左右三人安全撤回营地。

周唯放弃第二天的登顶。

送学成和孙艳下山的向导返回营地,主动提出第二天和我们一起登顶。

 

1998年7月21日(摘自陈颜日记)

下了一夜的雨到天亮还没停。营地充满了雾气,雪宝顶已不见了踪影。

头仍然很痛,捎一动就象要炸了一样。我咬着牙钻出睡袋。刘雪鹏已收拾好了背包,一边吃早饭一边等向导。他早已起来了,没有叫醒我。因为今天有向导陪同,他不在需要别的伙伴,生怕我的身体会影响登顶。我没有和他打招呼,开始收拾行装。7时,向导没有按约定的时间回来,向导是好意,一心想为我们打点猎物。刘雪鹏等不急了,说了声:“把向导带过来,我在前边设路标。”就出发了。

8时,和向导一起离开营地。我仍然走得很慢,因为高山反应还没有过去,胸口发闷,有些喘不过气来。根据昨天的经验,调整好步伐和呼吸,注意节奏,身体会慢慢适应的。向导走得很快,我到山脚下时,他已和刘雪鹏在山腰汇合。沿着昨天的路,来到存放物资的地方,抬头望去,向导和刘雪鹏已经很远了,他们在一块崖壁下向我招招手,就消失了。检查了一下装备,除了我的冰雪器材,刘雪鹏把所有的东西都带走了:路线图、食品、燃料、帐篷和攀岩器材。冰雪器材对他是多余的,所以留了下来。显然他认为我已经没有能力登顶了。(上营地的第一天冒雨收拾物资,有些受风,一夜没睡觉,第二天找马又没休息好,身体一直没有恢复过来。原想休息一天再上山,但刘雪鹏坚持今天登顶,我想如果有可能就跟他们登顶,不行,在山上走一走也比在营地躺着强,也就同意了。)我解下一根昨天设的路绳,约50米,留做备用,继续向上爬。来到刘雪鹏他们消失的地方,没有发现路标。我怎么也没想到刘雪鹏会这样做——彻底把我当包袱甩掉了,连招呼也不打。没有路线图和宿营器材,继续上山是很危险的。我重新检查了装备:一个羽绒睡袋、两个大塑料袋、一件雨衣、一副冰雪器材、一根50米呢龙绳和一天的干粮,干粮是早上出发时带的。为了这次登雪山,我曾带着同样的装备在冬季走遍了北京的山山水水,比这里难得多的情况我都经历过。所以面对眼前的困境并不感到害怕。我这人做事有股“不到黄河不死心”的劲。而且身体也比早上出发时好多了。观察了一下山体之后,决定决定继续向上爬。不行,就下撤。只要不硬闯,就不会出事。我选择山体的左侧向上爬,因为主峰在左面,这样不会迷失方向,又可以把握山体。这条路线很不好走,左面是悬崖,右面是陡斜的碎石坡和湿滑的峭壁,稍微不慎,就会坠入深谷。雨一直下个不停。前方不时传来滚石和塌方的声音,象打雷一样隆隆作响。每走一会儿就要停下来仔细观察。下午4时,到达了通往顶峰的险关——骆驼背——两个对立的高约15米的直立悬崖。越过它需要翻下第一块岩壁,再爬上第二块岩壁。在这里终于看到了同伴的足迹,脚印是折返的,看来他们无法跨越这道险关,放弃了登顶。反复查看后,借助绳索我滑下第一块岩壁,顺着一个约十公分宽的斜坡攀爬第二块岩壁。岩壁风化得很厉害,不时有碎石从身旁坠落。我调整了一下呼吸,身子紧贴着岩壁,逐渐上移,脚下是被浓雾遮盖的万丈深渊,如果失足,就会象碎石一样葬身谷底……

攀上骆驼背,视野一下子豁然开朗——顶峰就在眼前!

天很快就黑了下来。山脊上很窄,风很大,到处是碎石和坚硬的冰面。只好冒险在悬崖边一块挡风的巨石下,用冰镐刨了一个约15公分深的冰坑,坑底铺上大塑料袋,展开睡袋,睡袋上面再裹上雨衣,衣服也不脱,就钻了进去。半夜下起了雨加雪,身下的冰雪也开始融化,睡袋、衣服全湿了。冰冷的雨水顺着脖子往里流,只好用防雨罩遮住头。结果又喘不过气来,急中生智,用牙齿把防雨罩咬了一小口子,把嘴放在外面呼吸。一整天什么也没吃,只是口渴,不断吃冰。夜间气温骤降,出不来汗,尿特别频,又不愿钻出睡袋,只好撒在塑料袋里,往外倒。后来才发现塑料袋是破的。下山后,伙伴问我身上为什么那么臭,我只是苦笑。

 

1998年7月22日(摘自陈颜日记)

早上醒来,仍见不到太阳,浓雾笼罩着顶峰。勉强喝了半罐八宝粥,9时开始向顶峰冲击。从突击营地到顶峰是45度的冰脊,坚硬、光滑,非常难走,需要用冰镐先牢牢抓住冰面,然后用冰爪慢慢向上爬。由于体力不支,每爬几步就要停下来歇一会儿。在山脊上发现了两根约200米长的尼龙绳,是以前的登山队架设的路绳,但我不敢用。中午11点半,快接近顶峰了,感到格外的困乏,每爬一步都要喘半天,大脑里不时出现空白,总是打瞌睡。为了让自己清醒,我想舒展一下,刚直起腰,突然脚下一滑,身体失去了平衡,急忙用冰镐制动,但冰面太硬,无济于事,整个人向山谷飞速滑去。滑坠了两百多米,一个积雪坡救了我。再往下几十米就是深谷绝壁,后果不堪设想(注:1999年北大周慧霞,2004年绿野大海在此处滑坠身亡)。墨镜、帽子、手套和相机全知不飞哪去了,衣服、裤子也刮破了,手和脸在流血。在冰雪上躺了约十分钟,活动几下肢体,居然没有内伤,真是万幸!抬起头四下环望,冰镐还在身边,墨镜、帽子散落在十几米外,提着的心一下放了下来。雪地的反光刺得睁不开眼,只好闭着眼睛向墨镜和帽子摸去。戴上墨镜,整理一下,重新向上爬。不久,遇到了一道暗冰裂缝,用冰镐使劲一搐,浮雪塌了下去,黑漆漆的冰缝露了出来,象个张着大嘴的怪兽,深不见底。冰缝宽窄不一,找到较窄的地方,约一米宽,用冰镐搐搐冰缝边缘,很结实,便用尽全力一下跨过去,同时把冰镐凿进对面的冰里。就这样一连过了三个冰缝,不敢再向上爬了,太危险。便沿着冰缝向山脊横切,没想到在这条冰缝的边缘拣回了相机。

回到山脊,看看手表,时针指在12点一刻,从这里到山顶需要两个多小时,下山还要用三个小时,估计天黑之前能够返回临时营地,决定继续登顶。

爬到一半,瞌睡又向我袭来。这次有了经验,索性停下来用冰镐和铁索把自己固定在冰面上,绻起身子睡了45分钟。醒来精神倍增,向顶峰发起了最后的冲击。

 

1998年7月22日下午3时,我登上了人生的第一座雪山——雪宝顶

 

 

(四)

1998年7月22日下午3时,我登上了人生的第一座雪山——雪宝顶

顶峰上很窄,约十几平米;很静,没有任何声音;能见度很低,四周都是农雾。没有象书中常描写的那种激动。只是很疲惫,想尽快下山,担心天黑之前不能到达营地,性命就难保了。把相机固定在冰镐上,匆匆拍了几张自拍象,就开始下撤。

接近黄昏,气温开始下降,冰面变得更加坚硬,用脚使劲踩几下,冰爪才能抓住冰面。下山比上山还要艰难,需要十分小心。快到雪线时,突然听到了人声。紧走几步,透过浓雾,发现营地上坐着两个人,原以为是刘雪鹏他们,走近才知道是西安登山队员。进山时就听说已经到了一只登山队,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。两个人只有一把冰镐,打算连夜登顶。他们告诉我:原计划明天登顶,下午上到C1发现储藏的食品和一部分器材、衣物不见了,怀疑是我的同伴拿走了,没有食品很难在山上坚持两天,所以临时改变计划连夜登顶,争取明早撤回大本营。我对他们讲现在上山太危险,我有一天的干粮和一把冰镐可以留给他们。在我的劝说下他们同意随我下山明天再做打算。

晚上9点,我们撤到西安登山队建在半山腰的C1。化了半盆冰,泥水各半,看上去象咖啡,沉淀一会儿,全被我们喝了下去。又分吃了一点东西,虽然都很饿,但不敢多吃,要留给西安登山队。三人挤在一顶双人帐里凑合睡了一宿。我睡觉向来很挑剔,可那天睡得格外香甜。第二天早上西安登山队抱怨我打了一夜的呼噜,弄得他们没睡好。我以前睡觉从没有打呼噜的记录,可见人已累到了极点。

(下山以后我对西安登山队丢失物品一事做了调查:刘雪鹏失口否认,可我在向导家里看到了赃物。多杰对我讲,向导亲口告诉他这些东西是他和刘雪鹏一起拿的。西安登山队事后曾到向导家寻找失物,双方差点打了起来。)

 

1998年7月23日(摘自陈颜日记)

早上起来,把全部食品、冰镐和绳索留给西安登山队,沿原路下撤。脚肿胀的厉害,每走一步都很痛。上山时我发现一块大的水晶石,准备下山时带走,可是回来的路上整整花了两个小时才找到,耽误了不少时间。来到一个叫乌龟背的地方,晴天时从这里可以看到营地,我站在那里大声喊,想和西安登山队营地人员联系上,告诉他们登顶队员的情况。没想到喊来的却是多杰。我在山上三天两夜没有音信,生死不知,队员们都快急疯了,他们正准备上山找我。多杰听到声音,不顾一切的向我跑来,我们一下拥抱在一起,泪水夺眶而出。

回到营地,休息片刻,开始拔营。下午4点向麻风村撤离,由于极度虚弱,我走得很慢,身体遥遥晃晃。周唯怕出危险,始终不离左右,晚上9点我俩才到麻风村。一进向导的家,一股温暖的人气迎面扑来。我终于活着回到了人间,身子一软瘫到在地。

 

1998年7月24日

麻风村是个美丽的藏族寨子,有十来户人家,以放牧、耕种为生。这里的人善良朴实。村中有一个喇嘛庙,里面住着一个老喇嘛,是当地的活佛,和蔼可亲。我们的两名向导杰敖和他的姐夫就住在麻风村。杰敖的姐夫是村中的负责人,精明、能干、有主见。登山队休整就住在他和杰敖的家中。杰敖和他全家的热情招待,使我们在这里度过了美好的一天。

村子周围是茂密的原始森林,一条清澈的小河从村中流过。森林中有各种珍奇的动物,美丽的植物和山涧瀑布。我们的午饭就是队员从林中采来的蘑菇。

 

7月25日,清晨,天气放晴。这次登山天气真不作美,来时去时都是晴天,唯独登山时天总是阴着。吃完早饭,队员用绳子、保温瓶、煤油和向导换了一些皮毛。

9时,队伍出发。马匹托着行李,然后再坐上人,两个向导步行(每匹马50元)。

刘雪鹏留在麻风村继续修养。我们6人只带了14包方便面作为午饭,将剩余的食品全部留给刘雪鹏,足够他吃几天的,还留下了两个瓦斯罐。

一路上山峦起伏,风光秀美。这里是藏族居住区,越接近公路寨子越大。

偶尔碰到几支马队,都是外国游客租用的,赶往雪宝顶,去参加那里的祭山仪式。雪宝顶是当地藏族人的圣山,每年7、8月间都要举办盛大的祭山活动。

下午4时,翻过最后一座山梁,终于看到了松潘县城,公路象一条带子在阳光下闪着银色,汽车轰鸣着迎面驶来。进山9天了,眼前的情景一下子把队员们带回到文明社会,心里特别温暖、亲切。

 

1998年7月26日—27日

松潘是座美丽的县城,唐代建制,西南的重镇和交通要道,古来兵家必争之地。红军长征时,一、四方面军曾在此会师。随着世界著名景区九寨沟和黄龙的开发,古老的松潘镇热闹起来,明清时期的店铺里摆满藏式工艺品,古色古香的十字老街拥满全国各地的游客。

登山队一行六人在松潘县政府招待所包了一个五人间(房费50元/天;不分男女),休整两天。

我们将在成都买的煤油炉和4升酒精换了一顿午饭。买了一些很有藏族特色工艺品,留做纪念。

陈颜在登顶时由于受到紫外线的照射和刮伤,脸上肿起一片黑皮,象烫伤一样,格外引人注意。在用煤油炉换饭时,老板娘问队员炉子是不是坏的,大家说没有坏,老板娘指着陈颜的脸说:“那他的脸是怎么烫伤的。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。

1998年7月28日,清晨7时,陈颜乘长途大巴回成都;张学成、孙艳、景晨、扎西多杰、周唯乘长途中巴去九寨沟。刘雪鹏仍逗留在麻风村。此次登山活动到此结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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